主持人:各位听众,上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蔡定剑教授给我们讲《宪法的私法化与司法化——中国当前的宪法实施问题》。在蔡定剑教授演讲之前,我想说几句话,中国趋势系列讲座作为广东学术论坛的系列讲座之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个系列就像我们请马鼎盛讲军事体裁的学术一样,是广东学术论坛的子项目。这么多年以来有这么多听众积极参与,我本人包括主办单位对大家表示欢迎!但是,大家要注意到,我们是一个学术论坛而不是政治论坛,我们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学术机构,研究学术问题、文化的话题,而昨天观众提问的时候,有个别听众讲了一些很不好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我觉得所有听众都有责任维护讲座应有的健康环境,来共同维护建设文化大省和繁荣学术风气的一种正常、健康的状态。我希望专家在演讲以后,听众以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意识和学术研究的态度跟专家进行交流。这样,我们的讲座就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再一次感谢大家。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蔡定剑教授演讲!

主讲人简介:

  蔡定剑:尊敬的各位朋友,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主办单位举办的“中国趋势”的学术讲座。我做过很多报告,但这是第一次面向社会公众场合做报告,我们过去做报告都是面向某一个单位的听众,而这次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学术讲座。我非常高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日本立命馆大学访问学者。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家》杂志副主编。

  广东近代以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南风窗》的“南风”不断北上,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我们现在的论坛也会起到这个作用。这种开放式的论坛表明这是完全自由的学术。我记得一位思想家说:“思想的自由竞争是我们寻找真理的最好途径”。我想,只有思想的竞争才能找到社会科学的真理。广东省的学术讲座开了中国寻找真理之先河。在我之前,贺卫方教授做了一个演讲。他是一个明星教授,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贺卫方教授讲了在全球大背景下发展的世界趋势,由于我长期在全国人大工作,在2004年才成为教授,所以我想讲中国现实的问题,对此问题,我有很多话要说。

  学术兼职主要为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西方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把西方的结合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赫特韦尔说过美国的宪法像是一个能工巧匠雕琢出来的精湛艺术品,它能让创造者成功发财,可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就变得一文不值。美国的宪法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但是一有人借用,就会变成赝品。中国在长期以来封建意识浓厚的情况下要模仿美国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就验证了这一点。我想讲中国近代的和我们当前脚下的路。我还想说明一点,由于时间的仓促,而且要面向社会的观众,所以我不能讲太专业的问题(不是具体而是比较宏观的问题)。这个报告包括两部分:一是中国近百年的奋斗的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二是中国当前宪法实施之路,即我们脚下的路应该怎么走?最后我们大家一块讨论。

  社会兼职主要为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及政策法规司法律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法律顾问、海口仲裁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咨询顾问等。

  讲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中国有非常长的一段历史,对于世界上实现的国家所激发出来的渴望,我们一点都不差过西方。为什么中国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却没有迈过这个门槛?为什么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像类似于我国的日本这样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能够给我们启示:忘记历史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线年开始了中国近代经济改革开放。当然,那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才被迫打开国门。1840年以来,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统治者从鸦片战争以后反思:原以为我们很富强,其实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于是提出了富国强兵、以夷制夷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开始建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建银行等发展经济(经济现代化)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从1840年到19世纪末的5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力度、强度上与中国过去社会的转型来讲,比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一点也不差。到19世纪末,在经济改革开放领域,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比现在要小得多。很多经济的发展、制度的接轨和西方是差不多的。因为很多企业是西方人办的,甚至西方人直接来投资。当然有一些民族工业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制度来经营的。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经济制度和世界接轨比现在更直接。1897年,甲午战争这一仗把中国5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打得一败涂地。这一仗给了中国一个新的教训,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我们以为富国强兵就可以抵御西方侵略,我们以为经济的进步超过了其他国家就能够抵御敌人入侵,但事实并非如此!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是不行的,我们的落后不单单是经济上的落后,而且是政治制度上的落后。这时就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这只是先进知识分子和小部分开明统治者的认识,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更没有得到清朝统治者和顽固派的认同。所以就有了1898年戊戌变法的惨案。后来的1904年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中国的上层统治者才进一步反思并承认:我们不仅是经济上的落后,还有政治制度上的落后。也就是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才同意派五大员出去考察西方的。考察的结果是:真正的强大不仅是经济强大,而且是政治制度上的强大,要形成民主。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建议搞民主改革。慈禧太后答应了,但是统治者为了眼前利益而玩的骗局即预备立宪,开始定了13年,在外界的压力下缩短到9年。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改革派,导致社会分裂。当时,孙中山也是一个改革者,也向清政府进谏改革良言,结果被轰出去了,最后走上了革命之路。其实,他们原来都进行了民主的改革进谏,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但都没有成功。于是,戊戌变法以后有人走上了革命之路。清王朝搞预备立宪以后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是中国社会的10年动荡史。这时,社会民主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统治者依旧采取预备立宪的方式玩弄的花招,可是社会民主的思想在发展,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场非常简单的兵变,把几年前强大的帝国制催跨了,是因为各省全部宣布自治,独立,民主的思想在下面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这个时候,封建政权跨了,其余的进程没有达到。使得中国带一个强大的帝国新的社会力量没有得到,社会转型以革命的方式,但是革命的方式没有激发,新的权威一时树立不起来,后来产生的妥协的结果,就是让袁世凯篡夺了权力。历史之后那段危急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在重担了,这个是大家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到了催化以后,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多样化就是,中国社会当时已经在观念建立了,但是制度上没有建立。我个人认为那时候的在某些程度上比我们现在还要好一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军阀打到北京的时候,打得旗号都是护宪。以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国这个时候挟“天子”“宪法”号令全国,只能人们跟这他走,但是真正的的理想是很远的,但是说明当时的宪法的权利是非常高的思想是很好的。因此权位的转型,导致中国进入了一个的年代,为付出的代价是50年的内乱,1949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权,30年的,中国人用了80年的时间,然后到1979年才进行改革开放,开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个轮回,从1848年到1979年。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社会的起点是什么?经济上崩溃,文化上崩溃,社会信念的崩溃了!都是从零开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认为是新的东西比如跳舞、穿西装、打领带,可是中国人不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很贵族化的生活都已经出现了,虽然很少的,但是也出现了。可能我们经过了50年的战争,30年的以后,中国人一切从零开始,经济、文化,特别是法治、民主和,从头开始启蒙。

  内容简介: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感觉到中国人民为了付出的代价是世界上各个民族中付出代价最大最惨重的民族,中国人100年都是为了民主,同志领导革命就是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些涉及宪法问题的事件或者案件,社会各界也就宪法的适用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000年《立法法》的出台,使得公民权利受保障落在了实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公民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

  这一段历史之后到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我们开始了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经济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开放,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想一下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要政府不像过去那样束缚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人所自然发展的东西,因为经济是生活一部分,是每个人生活的必然的动机,享受好的生活。只要社会不要束缚每个人的自由的劳动和创造,这个社会和经济就是自然发展的。西方国家不是政府发展起来的,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享受幸福的生活,要求去创造,要求去劳动。所以经济的发展不需要国家去做什么事情。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出现竞争,竞争会产生对社会的破坏力,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去干预,不要出现恶性的竞争就行。我们用20年的时间,差不多赶上了西方好几百年的历史。原来我们羡慕东南亚的几强的国家,现在我们广东在某一个程度上一定也不逊色,几乎赶上他们,超过他们。一是发展超过困难,经济发展并是复杂,可能经济发展到今天以后,我们很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人们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国家法制、民主、人权的问题。这时候,确实是又一个轮回。从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然后又提出政治改革。我们能不能迈过这个门槛,我们还是一个问号,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中国民主的制度能不能建立,这是我们现在要思考和努力的问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性,法是由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大体分为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宪法规范调整的范围中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是一般权利,所以其他法律规范中的公民权利应该是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致的。

  从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我只想提出两点自己的看法。我们看看清末运动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某法律规范的约束,或者说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对当事人的惩罚,侵害到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公民或者执法机关必须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宪法救济,即公民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时,可以通过法院或自己报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规定是否违宪进行审核,以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

  第一,清末的统治者从当前的眼前利益出发,想维护家族的统治。但是他也承认西方民主的理论,但是就是放弃不了这种家族的利益。就是舍不得放弃家族利益,使政治改革错失良机,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以后,中国有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是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封建的改革有可能保留很多残余,但是用后来的50年的时间是可以把这种封建残余清除掉,可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抓住这个改革的时机,当然社会力量都是非常比较支持、社会非常统一的,支持清政府搞,但是被下去了,导致社会的分裂,就导致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其实有两次机会的,如果到1904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你意识到,没有去做,真正的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搞的是预备立宪的骗局,所以没有办法,导致了政权的崩溃了,改革良机的错失,导致中国走入才灾难的历史。我们没有通过和平的发展度过民主这一关,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经过了80年的,中国的经济文化、民主、、传统、秩序、道德都被战争和给毁掉了,到最后一穷二白。包括文化和政治,制度和建设方面全部给毁掉了,通过革命、战争、暴力建立起来的是对暴力的崇拜、对英雄的崇拜、对个人的崇拜。建国以后,中国领导的靠武装夺取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枪杆、暴力崇拜。因为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和平;但是,这种对枪杆子对暴力的崇拜的另一面某些程度上就是跟有关系。中国文化、政治理念的建设是对枪杆子、暴力、英雄、个人的崇拜,这也是对我们民主的建立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的民主法制要从1979以后重新开始。这一方面不仅仅是破坏,另一方面是给我们现在建立新的制度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走过了经济改革这一关以后,我们能不能过渡民主的这一关,是摆在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应该珍惜把握这个机会,应该通过积极的主动的改革,发展民主法制,建立民主来好好的迈过这一关。

  宪法救济在各国法律中都有表现,按法系分,国家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两类国家的宪法救济模式有一定的区别。西方社会存在的两大法系,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又称为民法法系或法典法系,它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

  我讲的另外一点是
,中国要走向胜利是因为中国要建立一种的文化,最重要的原因,最核心的思想要是一种宽容的思想。第一,不同意见的宽容。对意见的宽容,我前面讲了,西方思想家提出了思想哲学:思想的竞争是我们寻找真理的最好途径,没有思想的竞争我们很难找到真理。我们需要一个宽容的政治文化和环境。我们过去100年的历史可以看和回顾一下,就是缺少这种精神,任何一个统治者它一旦掌握政权的时候,一旦政权掌握牢固的时候,就不再同意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是反对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党,孙中山“”指导着一个革命的政党,可是当从广东打到武汉的时候,当他要掌握一个政权的时候就要“清党”,把跟他合作的给清除出去。患难的时候可以与共,有福的时候就不能共享。抗日战争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跟合作,能够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可是不能容忍跟他稍有不同的的思想存在,又进行了内战。所以缺少这种宽容、包容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当然我们建国也有这种问题。西方的问题,我不知道贺卫方先生有没有提到。我知道有一个中国学者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宪法的书,是在美国上历史学的一个教授,书名叫《原则与妥协》,把美国宪法的精神归结为原则与协调,没有妥协就没有美国宪法;没有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没有美国国会的两院制。没有美国总统的间接选举;也没有美国的最高法院可以进行违宪检查,这个制度,全是美国妥协的结果。我们在座的可能有的了解一点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建立联邦宪法的时候,民选议会来制度规则,民党主、工业家共同谈判的时候,就协议建立一个中央政府,首先要民选一个制定的规定。大州的代表就主张应该按照人口派代表,但是小州就不干了,他认为要进行平等派代表。争过来争过去,结果是搞两个院,下院按照人口派代表,上院就平等派代表,每个州两个,这是两院妥协的结果。美国的总统选举,选举团投票,每个洲都要计票,有人说,美国的制度怎么还这么落后,还在采取间接的选举,也是制度妥协的结果。直接选举跟间接选举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全国的人进行投票,总统只要把几个大州的票拉过来就行了,小州完全不去也可以。总统必须要考虑到全国的利益,这不仅仅是是少数服从多数,必须要考虑到少数人的意见。在制度设置上还要考虑到少数人。美国法院做表决,9个人坐在那里可以否决多数人的意见。要妥协、多数跟少数要均衡,并且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保护少数人的基本利益不被侵犯,这是民主。西方国家在设置宪法要考虑的,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精巧。用9官否决议会的立法,为什么要经过九官考虑这个宪法是不是合宪?就是要保证制度的均衡,防止少数人的。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要妥协,我们的社会要妥协,我们政治制度的设置更需要妥协。美国的一个思想家在考察美国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结论:在书本上讲思想家的理论,都可以讲得很好,但是怎么样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国情?他做得非常好,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第一个是职能环境。再一个就是法治。第三个是民情,他说法治的因素优于职能环境,而法制又优于民情。在没有自由环境的国家就有不民主的危险。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的民主转化为专职的危险很大,在主张平等的原则下依靠暴力革命手段取得胜利的国家这种危险性更大。中国非常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文化,这需要一个宽容的文化,要有包容与自己不同意见的理念。原来我对中国的近代不太关注,我关注一些实现的问题,制度上的完善、修补等等。但是我经常受到人家的批评,有一次我在哈佛的时候做演讲,接受邀请来讲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我就讲人大十多年有什么进展。当时正好北大的龚祥瑞教授,是一个很德高望重的教授,他发言的时候,说你讲的这个东西只考虑到眼前,我关注的是未来,你讲制度的修补有什么用?正好哈佛法学院一个主任的夫人从国内留学出去,她为我辩护,她说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怎么能走到未来呢?只有从完善我们的制度开始(当然有些制度的完善并不能解决根本制度),完善人大制度,建立一种人们对的尊重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说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从脚下开始。也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立法者,美国的那个思想家也说,战士是一个破坏者,立法者是一个建设者。当兵以后就到全国立法机关搞立法,因为我知道破坏者和建设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完成个转换,角色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脚下的之路怎么找。我们怎么要迈过这一关,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代价太大了,不要再让我们的后辈经受前辈说受的苦难。我还是从中国现实的事情做起,不要谈理想的宪法、的宏图大略。过去的一些年代,很多人主张修宪的时候,我一直反对修宪,我说中国的宪法是实施的问题,不是完美的完成。实施宪法比修改宪法更重要。我们应该把我们宪法的文本跟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比较,制度的设置上很难比较,每个国家都三权分立,每个国家的三权分立都不一样。法国有法国的法律,瑞典有瑞典的制度。但是在保障公利这一部分里面,我们的宪法文本规定的权利保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也是最好的之一。从人权的角度看,宪法的规定,第一代人权是人的生命、人身自由是基本的人权,第二代是所谓的劳动权利、教育权利。第三代人权是环境、社会保障等等,我们三代人权都体现在宪法里面,宪法保护公利是非常完善的,我认为是非常完善的,但是也还有一些不是很完善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缺陷。但是你看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只保护公民的第一代人权,但实际上,他后来是全部都保护了,但是宪法没有写。从宪法文本上讲,重要的是,应该很好的扎扎实实的对待宪法实施的问题。

  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救济模式以判例的形式出现,以前做出的类似的判决可以作为判例影响着以后的案件审理。

  第二个是中国民主法制发展阶段所处的位置和阶段。在1999年我写的一本书叫做《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对世界法治史的概括,这应该算是我个人的发明。我把世界法制历史概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刑法阶段,各个国家最早的法律是刑法。早期的时候,社会、国家只需要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那么刑法阶段发展到什么阶段呢?我认为是西方15世纪到16世纪以后,西方出了《海上法》以后,进入到民法阶段,我不是说刑法阶段没有民法的规范,没有民法的规定。但是这个社会是以刑法为主的,民事的规则是作为刑事的条款来实现的。到17世纪—18世纪《民法》进入高潮,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一个标志。刑法向民法的转变,标志着人民社会和人民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过去奴隶社会压力的结构变成了独立自主的人建立的社会关系。社会契约的出现,西方思想家说的人民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标志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第三个阶段是阶段,我认为这个标志是二战以后,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时候,人类社会才真正进入到阶段。人类社会制定宪法有很多的历史,但是有宪法不一定有,包括美国在内也是这样。美国在很长的时候实施宪法,并没有把宪法中的人权、公来实施。比如关于平等的问题,在内战以后,1864年以后,美国就制定了法案,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在最高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怎么说?就说这种隔离就是平等。在立法上废除了民族白人、黑人的不平等,但是在最高法院,做违宪审查的时候,理由是隔离就是平等。一直到1964年才把美国长期以来一百多年维护的“隔离就是平等”的宪法原则给了,白人和黑人才可以在一个教室里上学。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宪法也是没有实施的。那为什么说,以二战以后为标志才建立一个的阶段?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了一个审查违宪制度,没有这个制度,就不会有文本。为什么呢?你这个宪法文本,没有一个机构、机制来实施他,就不是一个文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立法行为是不是很相通的。法律谁来统治他?所以这个时候,才能用这个法来管理人民。如果制定的法是不公正的,拿这个法去统治人民,是越治越不公正。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后,才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美国比较早,在1803年就有马德里宪法通化,就建立了最高法院的承担审查的任务,导致美国大量的案例是在审查什么呢?审查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平衡,国家机关行政立法权利是不是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利是不是平衡?到二战50年后,最高法院才把他的违宪审查的权利集中在保护公众权利上,法律诉讼才得到它的确认。二战以后法国设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

  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救济由宪法法院执行,宪法法院作为国家的专门法院出现。

  中国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中国的刑法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时期,我认为一直持续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之前,这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处于刑法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的,有些民法也修改,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建国以后,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是国家强制保护实施的刑法阶段,法院是掌握刀把子的,制裁坏人的,大家都不愿意进去。中国为什么没有民法?中国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不需要民法,民法就是解决民事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在计划经济下每个人都有单位,我们有事,家里分家资产,老人的赡养的事情都找领导,社会解决机制全在单位,所以不需要法治。所以中国在市场经济以前是刑法阶段,中国的民法阶段开始是搞市场经济时期开始,中国才有民法的土壤,才开始有了线多年的民法的发展,到了现在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才有了民法通则,还有基本的民法规则没有完善。中国的民法阶段就像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样,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经济制度上要补课?我们在法律上是不是也需要补课?民法阶段开始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走上的阶段。西方的民法是从15、16世纪开始,宪法是的前兆,它的基础是《行政法的》发表,《行政法》和宪法是一家,《行政法》是《宪法》的支柱。我们的行政法的建设差不多跟民法同时起步,为什么?因为中国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加入WTO,要和国际接轨,就要求约束政府权利。这两个必须同时建立,尽管民主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利不退出这一块,市场经济就建立不起来,首先必须把强大的行政权牢牢的锁在它应有的笼子里面,市场经济才可能发展,才有平等自主的自由经济的发展。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行政法》,这是跟西方的国家不同地方。西方国家是很小的政府,慢慢的变大,而我们建国以后一下子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一个万能的政府,因为计经济。我们走向市场经济,反过来就要拼命的缩减行政权,这是行政法的发展,我认为发展《行政法》这是中国很好的一路,我们知道,从1989开始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打破了官民不平等的状况,以前,中国官府跟老百姓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行政诉讼法一下子把政府和人民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上,这个革命是非常大的,《行政诉讼法》让政府做到被告席的时候,又是怎样?什么话都听到过;现在习惯了,接受了,行政诉讼法的出现,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最近出台的行政许可等等,都是一步一步在约束政府的权利,然后制定行政程序法,让政府所有的行为都有规则,不能随便发号施令,朝令夕改。中国到这里已经进入了宪法的前期阶段,那么在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兴起是在20世纪初,罗斯福的导致了行政法的发展,行政法到二战以后,又经历了发展行政法的过渡阶段,到了。我们现在经历了行政法发展的阶段,我认为我们的已经到了门口,我们正处在的阶段,这是历史的机遇。我们要不要建立?怎么建立?中国在十多年来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他的处境。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即将到了,我们的机遇也即将到来。

  而我国,由国家性质和现实国情决定,既不能使用判例,又不能成立宪法法院,因为要保证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不可侵犯性。于是我们国家在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中,规定了我国的宪法救济程序,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中国近一、两年来的宪法实践对我们的挑战。过去中国历史、近代史,发展出现不同迹象的事,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是因为外力的强制、压迫,导致了中国统治者的反思,使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到下的。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好的迹象,是从下到上,要求实现的冲动、努力,这种对的挑战,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看到的第一个事,公民对宪法实施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关注媒体的人都熟悉了,最早的是2000年山东省冒名顶替案,山东“齐玉苓
”案,这个案子开启了我们挑战宪法的第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学生“齐玉苓”高考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同学冒名顶替去上了,它现在还是农民,那个人已经在银行里面做会计,完全不同的命运。所以他就提起诉讼,诉讼的一个理由是说,侵犯了他的名誉权,第二是说侵犯了他的受教育权。侵犯受教育权,当时没有这样的案例,结果山东省最高法院给了他一个答复,这在宪法的实施上是具有很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过去长期以来,法院给的两大意思是,宪法不可以到法院去诉讼,不可以作为审判的工具。最高法院的解释就是说,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宪法做审判,这是一个先例,也引起了法律机构很多评论。从对这个案子的争论,作为一个法学专家来说,这个案子里面跟宪法没有直接的关系,教育权受到侵犯,民间的法官也没有看行政法。我们的行政法中有教育法,法律诉讼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西方国家行政法有一个基本的规定,不能用宪法,必须在使用了所有法律以后,国家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根据宪法的原则来进行审判,教育法就不可以用宪法,山东法院对这个案例的将错就错,这有他的功劳。我们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说它不是一个宪法案,尽管我们都知道他虽然用错了,但这是一个好事情。

  《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 (全文)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出了第二个案子,这个案子没有在媒体上报道,也是山东的,是关于高考分数不平等案。山东有一个高考落榜生,分数跟录取分数线分,律师帮他起诉讼教育部侵犯了他的受教育权,为什么北京的考生录取分数就可以比山东的考生低80分?我的教育平等权没有得到保护。当然这个案子有做秀的意思,但这个挑战是必要的,也是一次法制教育,直接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驳回了。这样的案子即使到任何一个法院里面都不可能受理,这里面涉及到很大的社会稳定问题,社会公正也是非常复杂的。从这些事情以后,有人提出来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高考分数能不能平等?高考分数虽然是省划的,但是跟国家分的招生名额是有关系的,但是也跟教育资源有关系,这个事情也非常复杂。有的省学校少,有的省学校多,我们怎么平等?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儿,要寻找公平和平等是非常困难的。像这样的宪法诉讼的案子接二连三的就来了。我们都知道的,四川的周伟教授代理的“身高案”,就是一个学生到中国银行去应聘,因为身高问题不予录取,周伟教授就为他提起诉讼,侵犯了他的平等就业的权利。最后这个案子没有结果,因为银行把这个规则给改了,抹掉了,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大量的案子,到最后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宪法的意识在传播,这是最好的法治教育。我们学法律,不在课堂上学法律,我认为学法律一定要有实际的案子,一个案子胜过一百堂的课。

  今天所讲演的题目是《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走向法治,法治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有权利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那是恩赐。在宪法当中确认了,许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那么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的时候,它的救济手段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尤其突出。我们知道,近几年以来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发生了一些涉及宪法适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形成了一些案件或者事件,那么首先,我想列举几个近几年以来受到媒体和公众关注的一些宪法案件或者事件。

  之后,接着就是去年深圳的孙志刚事件,这是法制界比较有意义的事。实际上过去媒体对这样的案子报道的也很多,以一个违法审查的方式提出上诉。为什么孙志刚案通过违宪审查的方式提出来,就改变了一个制度?这是用西方的法律方式来推进法律建设的作用,这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没有的,尽管法学家感到非常遗憾,希望通过这个案子,真正通过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能够看到全国人大庄严的宣告,根据根本宪法宣布这是有效的,但是我们没有实现,不过看到这个结果,还是非常高兴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中国人民给国家机关领导上了一堂最好的宪法课。告诉人们一个观念,我们这个社会要建立行政法,10多年来建设的《行政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行政法到位的话能管我们的官员,行政法能管什么样官员呢?管执法的官员,在一线执法的官员,行政法规定只能行政行为才能到行政法院进行诉讼。虽然中国现在法治进步了,原来法律只管老百姓,现在法治可以管官员,要治官,治什么官?这还不够,我说我们要鼓励,我们不要太高兴,法治不是最高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我们要用宪法来管政治官员,只有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国家才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民主,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没有法这个社会也就没有了公正。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建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深圳案出现以后,马上出现了第一次的违宪审查的案例。大家也看到报道了吧?我本人就收到不少,譬如说有提出公务员条例审查,包括男女退休年龄不平等,包括劳动教养、包括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诉讼和要求违宪审查。接着,2003年发生的大量房屋拆迁,要求审查国家的房屋拆迁办法,和他们城市的房屋拆迁的规定,要求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这就掀起来一股挑战宪法社会,强烈要求实施宪法的公民维宪浪潮。

  那么最早的一个案件是在1999年,我们知道北京有个民族饭店,民族饭店有42名下岗女工,在下岗以后,正值民族饭店举行选举活动。在选举当中我们知道需要进行选民登记,在选民登记的时候,选民名单当中,列举了这42名下岗女工的名字,但是没有发给这42名女工选民证,也没有通知这42名下岗女工参加选举,所以致使这42名下岗女工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那么在选举结束以后,这42名下岗女工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关于选举纠纷的诉讼,要求确认没有让她们行使选举权利的行为是违法的,同时又考虑到这种选举权利的神圣性和重要性,提出了赔偿要求,据说这个赔偿额达到120万。但是西城区法院没有受理,那么对西城区法院不受理的裁定,这42名下岗女工不服,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予以驳回。这个案子就说明一个问题,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宪法授予的,宪法当中明确地加以确认,那么当公民的选举权或者被选举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到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宪法权利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保障?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

  我看过一个报道,写北京的一位老汉拿着宪法文本阻止推土机铲拆他的房子。他的门口插了一面中华人民国国旗,写着宪法的条文;拿一本宪法,两口子坐在家门口,守护他们的家园。在《宪法》修改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去王府井去排队买了一本《宪法》。这个老汉宪法学得比我精,每个跟他有关的条款都划了好几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公民开始学习宪法制度,这是公民对宪法实施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对国家机关的挑战。我提一个案子,“李慧娟法官案”,就是河南洛阳的法官在审一个贩卖种子的案子时发现,河南省的种子实施办法跟国家的《种子法》是不一致的,河南省的种子条例是在国家《种子法》以前制定的。国家的《种子法》规定了取消了种子市场政府指导价同时形成市场价。河南省的种子实施条例中还有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这是按河南省的条例判,还是按《种子法》判?当时政府指导价是两块钱,市场价是九块钱,这个要怎么判?很明显,国家种子法比河南省的种子实施办法高。法官有一点书呆子气,他在判决书提到河南省种子实施办法与国家《种子法》相冲突,是无效的,这就触及了我们国家的很基本的政治制度——法官没有权利审查人大的法是不是合宪。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三权分立,没有权裁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否违宪;河南省人大捍卫法律,要求把这个法官罢免掉了。当时我就此事在《南方周末》写了一个文章,首先法官知识差一点,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缺乏认识,法官不能违反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但我批评了河南省人大,你只盯到前面的,你违反了宪法,不找自己的错误。宪法监督还在你后面。作为一个省人大,《组织法》的第一条是维护宪法法律在本行政区内实施,你不自我撤销,让全国人大帮你撤销就完了。你自我审查,自我撤销你才能说人家。现在他违法你违宪了。有相当多类似这样的案子,过去就是在下面私了。判决的不公平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法律的权威要维护。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人法官觉悟高选择国家的法律,有的选择地方法律,保护官。法制是不统一的,很多情况各自为法,各地为法。这就需要用违宪审查的机制来解决,这就是如何运用法律的观念的问题,我们国家要转变这种观念。用宪法学的观念来看,就是怎么用法律来执政是一个高超的技术,它的比下命令困难得多,但是他对国家发展也有效得多。研究来研究美国,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问题,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在那,白人和黑人斗争尖锐,但也没有发生大的,发展很平稳,这美国是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怎么发展得那么好?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宪法,不是靠总统;也不是靠国会,国会也不能制定一个规则,你即使制定了,他的法院还没有审查也可以,靠的就是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在维护这个制度。法院怎么写法律都可以。比如说联邦贸易法,虽然没有什么权利,管联邦贸易,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就是他管的,所有跟联邦贸易法有出入、妨碍自由竞争的都判违宪。它有充分的自由去发展,但不能越过法律的规则,不能越过平等竞争的规则,这个社会发展得很快,在充分的自由上又有高度的统一,就是统一到宪法当中。

  那么第二个案件呢,就是在2001年发生的成都的一个案件。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2001年的招工启示当中规定,有诸多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规定,男子必须达到一米六八,女性必须达到一米五零。其中四川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学生,叫蒋涛,他不足一米六八,他正值毕业期间,到银行去应试,身高条件不符合。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先受理了他的案件,受理以后法院通知成都分行,说有人起诉你们身高歧视。那么银行第二天公布的招工启示里面,把一米六八和一米五零这个身高限制就去掉了,这样的话当事人诉讼的对象已经不存在,法院予以驳回,驳回了他的起诉,裁定驳回起诉。据说蒋涛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说曾经在报纸上,它是在《成都商报》上登了一个招聘广告,说曾经规定过一米六八和一米五零,对他的精神构成了损害,提起了第二个诉讼。第二个诉讼法院没有受理,认为它这个规定并不是针对特定人,并没有对他特定人的精神造成损害。这个案件最后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改变招工广告当中的身高规定,而导致这个诉讼到此终结。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招工广告当中,对他的身高规定不做改变,从而引起诉讼,那么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它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不去适用宪法,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关于身高是否构成歧视的这个规定,怎么去判断与我国宪法当中规定的公民在法律前面一律平等的这样一个精神是否一致,所以这个案件里面,在实践当中有的具体的行为,直接违反了宪法,那么需要适用宪法来判断这种行为,是不是侵犯了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威尼斯娱乐场,  第二,对宪法的推动力是公民高度自发的正面参与。

  那么我们今天讲演的主题,是关于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那么公民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基本的权利,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救济?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而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与宪法的规定、原则或者精神是一致的。当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实施,那么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就得到了实现。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去启动宪法救济。我们通过法律的实施就能够去保证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但是我们知道,宪法和法律相比较,它们在效力上是不同的,它们在作用的功能上也有所不同,那么法律居于宪法之下。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法律是一个广义的法律,在我们国家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那么这些规范性文件它在效力上要低于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个国家的高级法。如果这些法律文件违反了宪法,这些法律文件就没有效力,这些法律文件如果违反了宪法,它没有效力,当然就不能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如果这些法律法规规章违反了宪法,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如果还继续有效实施,不仅国家统一的宪法秩序建立不起来,而且由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相应地也就受到了侵犯。

  今天我们的广东、深圳是自荐代表。开始考虑独立候选人。他们找我讨论,我说这不是独立候选人,是自荐候选人。什么是独立候选人?西方国家这个政党、那个政党以外就是一个独立候选人,这是一个很固定的概念。现在在深圳、湖北等地在推行这个制度。过去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今天人大代表也是如此。今年出现义乌人大代表周晓光以广告的名义征集选民的意见。这是为什么?我们过去的人大代表是计划经济的,是指定性,没有自主性。还有一些其他的代表,比如说知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的人大代表姚秀荣,不过今年落选了。她到处给老百姓维护权,成立一个小组。她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是重型机械厂的工人,领导人让她当人大代表开会,她当时还以为是被评委劳动模范领奖状。上北京一看,开会的全是领导,什么省委书记、、至少是一个厂长、经理。她当了四年哑巴代表,一看要换届了,不讲白不讲,就开了一炮,说“干部下去检查都是前呼后拥,你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当时领导就表扬她了,说“姚秀荣”你讲得好。第二届再当人大代表的时候,就放开话匣子,后来就搞监督小组。监督小组如何搞起来的呢?当时有一个工厂找姚代表,给他一个判决书,判决书下来好几年,就是执行下去。工厂的人就说,姚代表,你在我判决书上签个字。姚秀荣当时说,我又是法官,我写的又没有用。当时工厂的人说你只要写了就有用。于是姚秀荣就签了字。过了几天,法院院长跟他汇报,说姚代表,我们怎么怎么落实了。姚代表很惊讶,我的签字还有用啊!后来,她就办了一个监督小组为民请命。现在已经办了七八年,为老百姓办了几千起案子。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就落选了。听说下一次,她还要竞选当代表,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现在这样的代表有不少,表明我们的公民、代表在找回他的公民意识和代表的意识。

  所以当宪法当中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法律、法规、规章当中,相应地也做了一些规定的情况下,这就需要判断,宪法当中的规定有没有被法律、法规、规章所具体化。那么当法律、法规、规章与宪法相一致,而法律、法规、规章当中所具体化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那么公民通过相应的法律救济就能够去保障公民的法律权利。当他的法律权利获得保障,相应的宪法权利也就获得了保障,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救济,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来保障自己的法律权利,我们还可以运用其他的一些法律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法律权利,比如说行政复议制度,申诉制度等等。但是我们讲到当法律、法规、规章与宪法相一致,而又提供了完善的法律救济,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我们通过法律救济予以保障,相应的公民宪法权利也就得到了保障。

  第三点是媒体和公众议论,高度参与对政府权利的监督和公利保护的一些自发性活动。现在用传媒和网络可以改变事情,沈阳的宝马撞击人案,河北廊坊警察杀人埋尸、湖北的嘉禾拆迁案,就是通过媒体的呼吁改变了一些事情。我和我的朋友谈,包括外国朋友谈时说,我们中国社会、媒体力量非常活跃,在美国你不可以通过媒体把一个的县委书记给撤了。还有很多的责任事故都是由于媒体、公众的监督和舆论引起的,在西方国家你未必做得到。当然公众的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和司法发生碰撞的时候是错误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民主是大民主,舆论有不理性的时候,而且舆论的没有理性与法制的观点比,特别是在干预司法的时候,往往是错误的。由于舆论的关注,使得政治权利干预司法。

  但是在实践当中,可能会出现两种另外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的各种文件的规定违反宪法,或者说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案件的当事人认为法律文件违反宪法,不应该适用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来解决一个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根据宪法来判断某个法律文件是否违反宪法。如果这个法律文件,如果它的效力得到承认,公民的宪法权利就受到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启动或者建立相应的宪法救济制度,通过适用宪法来判断法律文件是不是违反宪法。我们在实践当中可能有一些企事业单位,一些社会团体,或者说一些层次比较低的国家机关,他们在制定的一些法律文件当中,可能有意或者无意的,或者说更多的可能是无意识的制定了一些规定,而这些规定违反了宪法,那么这些规定在实践当中就不能予以使用。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没有一个机制,去能够适用宪法来审查这些法律文件,从而来判断这些法律文件的效力的话,那么公民的宪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形同虚设。比如说实践当中发生了一个案件,那么这个案件作为一个普通的法律案件,进入了诉讼当中,我们的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在审理案件当中,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法律文件违反宪法,不应该适用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有必要或者由自己来判断,适用于该案件,作为该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是不是违反宪法,或者法院就要通过其他的途径送请有权机关来进行审查,如果不能做这种工作的话,法院直接就适用一个法律文件,来审查判断案件当中的具体纠纷,那么这个案件就得不到彻底地公正地解决,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第四点是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主动进行政治民主改革的探索,正在推动我们的发展。这也是一个重点的因素。这包括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罢免等等,中中央也一再出台一些保护民主自治的权利的政策。在很多地区,出现了自发性的选举改革。我们知道搞得比较好的,乡镇一级的,有乡镇直选,公推公选的制度。在四川用公推公选方法选出的乡镇长,达到70%,江苏的公推公选已经到了县一级,据说是出于下面主动的改革要求。我问四川步云搞直选的始作俑者张锦明女士为什么搞自选,改革是有风险的,没有利益只有风险,你选谁当乡干部,这是一个资源,你为什么要放权?她是一个知识青年下乡,没有上过大学,她很有头脑。她说,我们选干部,在市场经济下,你组织部门怎么选也选不准,我们组织部门也是想公正的选人。我们选了两个乡镇长,当初是好的,过来一年就出问题了,这个责任都在我,我还不如让公众承担这个责任。关于这个我写了一个《中国选举报告》,其中有一些数字你可以看看。公民参与不参与选举、政治、跟老百姓的素质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的是利益,关键是选举的制度能不能跟选票制度联系起来,关键在于选举是不是公正、公开。现在地方选举积极性、改革性的创造是非常喜人的。他们经常告诉我这有一个新的事情,那有一个新的事情,这都是民主的探索和努力。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立法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宪法通过以后,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具体化的法律体系。那么有的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法律具体化,有的可能并没有被具体化。那么当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没有被具体化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通过普通的法律诉讼,来予以救济。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宪法救济制度的话,那么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就可能形同虚设。

  怎么来实施宪法,刚才说的我们碰到了制度的障碍,制度设置上的障碍,宪法的实施要靠违宪审查制度。我本来搞宪法一直在理论上鼓吹、写文章推动有十几年来,国家在这方面的建设也有20年了。中国要不要建立一个违宪审查机构,不是现在才讨论的,在1982年在总结教训的时候都已经讨论了,有人说要搞宪法监督委员会。当时有的领导就问宪法监督委员会能起什么作用。当时总结,我们希望避免再次出现,希望宪法不要像废纸一样扔到废纸篓,希望国家主席的尊严能够受到保护。领导就问我们搞宪法委员会能起到这些的作用吗?回答不了,搞宪法委员会就能能重演,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第一个例子,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这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到普通法院去提起诉讼,普通法院不予受理。那么相应的如果没有救济手段,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必然会成为空中楼阁,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由于宪法和法律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效力,它们作用的功能的不同,决定了在一个国家里边,仅仅只有法律救济是不够的。当法律文件可能与宪法相抵触,当这个国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文件来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宪法救济,来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

  8年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也参与过一些研究,当年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我是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和共青团、人大政协研究这个问题,当时也提出了要设置宪法委员会,提出要加强对司法监督,考虑用司法委员会。其他建议都落实了,唯独宪法委员会没有落实。到1990年的时候,给全国人大交代一个工作,就是研究总结中国人大40年的工作教训,当时是两个文件,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了宪法监督,监督法也规定了宪法监督委员会设置的设想,又10多年过去了,当时还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到底能起什么作用?我们要监督国家机关,监督领导的违宪,监督党的违宪,防止事件的重演。到去年孙志刚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说找不到契机,找不到路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本来全国人大也做了一些它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没有进行违宪审查的宣布,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协商性的民主,不是真正的依法与形势对抗的,我们宁可自己来解决问题,也不让别人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潜规则,是一种政治文化。国家机关有问题,党有问题,领导人有问题,我们可以告诉他,让自己来纠正。公民违法我们可以用法律强制他来纠正,而国家机关违法我们不可以也不太习惯于用法律的手段来强迫他纠正。我们也在研究宪法监督委员会设在什么地方?宪法审查是干什么的?它第一个就是审查法律是不是合宪,审查领导人的行为是不是合宪,然后是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等,有人说,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利机关,宪法不可以审查全国人大的法律是不是合宪;它也不能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权利机构,剩下的就只能审查国务院了,地方的了。所以如果真正按照违宪审查意义上讲,理论上是很难实现的,它第一个就要审查法律是不是合宪的。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不了上面的,只解决法规上的违宪也可以,也可以建立违宪审查机构,但是又有政治文化的障碍,现在我感觉到,这个路目前走起来还是有点难。我就想:“前门不通就走旁门”,关键是怎么把宪法实施起来,让老百姓能够得着。2002年我去美国做了一些研究,在耶鲁、哈佛等等好几所大学,包括瑞典,我考察了一下他们的制定,回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5万多字,叫《中国宪法实施之路》,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在今年的《中国法学》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我还翻译了一篇德国的宪法法学施法经验,北京大学去年的《中外法学》有刊登,比较全面的阐述了我当前的观点。简单的线年以后,最高法院说我们可以用宪法来判案,我当时说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些年没有案子出来。孙志刚案已经到了边边上了,这里面有很深刻的原因我不分析了,但是我们应该寻找别的途径,这个路暂时还有一些体制上的原因,我就开始分析西方国家和实施的路。西方国家违宪审查,美国早期搞的是国家机关的权利审查,到二战以后,才开始实施对公利的保护,对公利的保护,在美国宪法理论上不适用于解决私人的纠纷,为什么?宪法是用来约束国家权利的法,不是用来约束公民的法,宪法的定义是国家不得为“非”的法,这是西方人宪法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宪法不能适用于私人,只有解决国家权利之间的界限问题,解决国家权利对公利的侵犯问题,解决立法对公利的侵犯,解决政治权利对公利的侵犯,不能解决公民两个人的权利冲突。我认真研究了美国的宪法和实施制度以后发现,它理论上是这么讲,但做不是这么做的,它把大量的宪法用来解决私人之间的矛盾,当然不是直接的。宪法是解决国家行为的法,不是国家行为就不能用宪法,然而,在美国,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国家的行为,所有在公共场合下的行为是国家行为,最重要的是法院的判决是国家行为,公民由于私人的金钱关系问题到法院打官司(在美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到法院诉讼),经过法院判决以后,就可以以法院的判决违宪的理由上诉,这是私人关系案件,但是就是用违宪去审查的。我也考察了德国,在德国的宪法法院是判好几类案子,其中有一类案子是专门解决私人冲突的,它是承认宪法的第三效应是适用于私人的,具体案例我就不讲了。我研究的结果是,在西方国家,宪法实施的过程中,从国家侵犯公利的诉讼到公民之间冲突的诉讼,当有公民的权利涉及到基本权利的时候,首先就有基本法的保护,比如说通过民法、行政法等等的诉讼,当这个法还不能给公民的权利给予保护的时候,这一个更高的权利——宪法权利就起作用了,这个时候法院就可以利用宪法来权衡优先保护哪个权利。而在我们中国,这种权利大部分得不到保护,媒体诉讼就是一个例子,媒体败诉的例子比较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民法比较发达,没有法,所以媒体往往是败诉,如果打到宪法层次的话,媒体就会胜诉。所以我的主张是走宪法司法化,跟着政治体制改革走,把公利保护的这一块通过诉讼的方式树立起来,要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宪法规定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院如果用宪法判决,有人就会说:你最高法院想干啥?想解释宪法、想违宪?为什么不敢做?确实是有难处。去年最高法院举行的专家座谈会的时候,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看看能不能找到法院用宪法的根据,要不然光说不行啊,没有根据啊!我找到根据了,我的理论根据是: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我说它解释宪法是讲它有最终的解释权,而不是说他有垄断的解释权,我的根据是宪法规定全国人大解释法律,解释法律的时候是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时候也是人大常委会,可以我们在1980年的时候,说到一个决定:全国人大是立法解释、最高法院是审判解释,最高检察院是检察解释,法律解释也分为好几块,全国人大解释法律是最终解释,是立法解释,并不是说它不能解释。

  那么宪法救济制度应该如何建立起来呢?我们知道,在2001年的时候,在我们媒体当中,或者在公众当中在探讨一个问题,关于宪法的司法化问题,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在没有具体法律的情况下,能不能直接去适用宪法来判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可以去适用宪法来解决案件的纠纷,既包括可以去适用宪法,来判断作为一个具体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是不是违反宪法,那么也可以直接依据宪法来判断一个具体的行为是不是违反宪法,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直接根据宪法来判断一个案件,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违反宪法。那么在英美法系国家它的普通法院是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的,或者它的宪法既可以作为违宪审查的依据,也可以作为一个具体案件的审理依据,那么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为什么能够有如此之大的这种权利呢,它主要是基本条件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对宪法具有解释权。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对宪法有解释权这是固有的,并不是宪法所赋予的,对法律也有解释权。宪法高于法律,在法院审理案件当中,法院要运用法律来解决案件,但是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法院认为,适用于案件的法律违反宪法,法院就通过行使宪法解释权和法律解释权来判断适用于某个审理案件的这个法律它是不是违反了宪法。如果法院经过审查,认为适用于案件的法律违反了宪法,那么就不适用违法宪法的法律。如果法院对宪法没有解释权,不知道宪法的含义,法院也就无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来进行违宪审查,或者审理具体案件。所以我们看到在英美法系国家,所有的因为法上的问题,因为法而引起的一切纠纷,法院都可以进行解决。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在选举当中,小布什和戈尔选举纠纷当中,最后由法院来判断。也就是说,它的任何一个纠纷,都可以由法院来进行判断,法院既解决法律问题,法院又解决宪法问题。当然宪法的解释权不一定用来为适用宪法判断纠纷服务,那么适用宪法来进行违宪审查,判断纠纷,我们一般把这种权利把法院的这种权利,称之为违宪审查权。违宪审查权和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但是这两种权利它是合一的,在主体上是合一的,有宪法解释权,必然有违宪审查权,有违宪审查权必然有宪法解释权。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先例约束原则,或者叫遵循先例原则。我们知道在英美法又称之为判例法,判决之所以能够成为判例,那我们知道判决只具有个别效力,判例具有一般效力,判例具有法的这种效力。根据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先例约束原则,法院的一个判决它对下级法院,未来类似的案件具有约束力。换句话说,下级法院在对某个案件审理的时候,必须要依据上级法院以往所审理过的这种案件的判决。那么为什么先例约束原则对于法院享有适用宪法的权力非常重要呢?因为法院它是个司法机关,它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不告不理,它只对具体案件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它只对具体的当事人纠纷做出判断。那么它在做出判断的时候,认为应该适用某个法律,或者不应该适用某个法律,或者应该适用宪法或者不应该适用宪法,或者对宪法含义的理解,它仅仅对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有效。如果这个判决能够形成判例的话,那么就不仅仅是对某个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有效,而实际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效。所以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它的法院的判决具有一般效力,所以它如果认定某个法律违反宪法,它就可以既对某个案件适用也对类似的案件去适用,这样就使得被它认为违反宪法的这个法律实际上失去效力。

  那么相应的我们看到在大陆法系国家,它的法院它的普通法院不能去适用宪法,其基本原因与我们刚才所讲的法院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对宪法没有解释权,它只具有对法律的解释权,对宪法并没有解释权。那么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对法律有解释权,对宪法没有解释权,那么它对宪法的含义就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理解,那么它就无权根据宪法来判断某个法律是否违反宪法,它也无权去判断某一个实际的公共权利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而只有对宪法享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对宪法做出解释才能够进行判断。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个国家可能没有法律,虽然有宪法的规定没有法律的规定,那么公共权利机关,主要是国家机关,根据宪法行使了一个行为,公民认为政府的行为侵害他的权利,这就需要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判断政府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宪法。如果法院对宪法没有解释权,它就不能权威性地理解宪法规定的含义,或者说不能全面地去理解宪法规定的含义,也就无从来判断一个具体的纠纷,来给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提供一个救济。大陆法系国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对判决它没有一般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它不奉行先例约束原则,也就是说,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所做的判决只具有个别效力,不具有一般效力。那么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它做了判决,对下级法院并没有约束力,如果它的普通法院能够去适用宪法,来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的话,它在审理案件当中,认定某个法律违反了宪法,这个认定只在某一个特定的判决当中有效,只对特定的案件的当事人有效,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并没有效。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之所以不适用某个法律文件,是因为这个法律文件违反宪法,但是为什么其他社会成员仍然要受这个法律文件的约束呢?原因是法院无权去撤销这个法律文件,法院只能是在案件审理的时候,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拒绝适用,这个矛盾就无法解决。而且我们知道大陆法系国家法院的设置和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的设置的不同的,它的法院是分成不同的层级、不同的类别。比如说设立单一的刑事法院,民事法院,劳动法院,家务劳动法院等等一系列的法院。法院和法院之间是独立的,法院系统之间是独立的,如果上级法院对某个法律文件做出一个判断,下级法院如果不予认可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系列的法院对某个法律如果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其他系列的法院不予认可也是很正常的。这样的话同一个法律在这个国家里面上下级法院之间它的认识可能不一,不同系列的法院可能认识也不一,这样就导致一个国家统一的宪法秩序可能无法形成。所以这就决定了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它的普通法院无法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成立了一个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来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当公民认为某个法律文件违反宪法的情况下,那么先进行法律救济,在法律救济穷尽的情况下,向宪法法院提供宪法控诉,由宪法法院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

  那么这是两类不同的国家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有不同的思路。简单地说英美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既给公民提供法律救济,你认为你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提供法律救济,你如果认为你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给你提供宪法救济,所以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既解决法律问题,又解决宪法问题,既提供法律救济,又附带地提供宪法救济。由于它的法院在社会当中地位很高,它可以去创造法律,也就是所谓的可以去造法,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有极大的尊严。所以法院呢,能够提供这种宪法救济。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社会成员对普通法院通常报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由普通法院给公民提供法律救济,这是它的使命,由普通法院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这并不是它的使命。宪法在权力配制当中,并没有把宪法救济的权力,提供宪法救济交给普通法院,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我们通常看到,一些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这是我们讲的世界上的主要两类宪法救济的途径,它们各有形成的不同的特点和社会基础。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宪法当中,确认的一系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也会逐渐地完善。宪法当中所确认的这一系列,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应该说它应该是真实的,应该说是有保障的。当某个行为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从理论上讲应该提供相应的保障,应该提供相应的救济,当我们一些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制定的一些法律文件,违反了宪法,就需要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或者精神,来判断这些法律文件,是否违反宪法,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去适用违反宪法的这些法律文件,如果要去适用这些法律文件,公民的宪法权利也会形同虚设,必然受到侵害,宪法的最高效力,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就得不到维护。

  另外一个方面,国家立法机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法律体系,将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具体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提供一个途径,为公民在他认为他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提供一个救济。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选举权案件,我们目前法律当中,只规定了一类选举权案件,就是选民名单案件,如果某一个具有选民资格的人,他认为他应该是选民,而选民名单当中没有他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可能是四种人:可能是不满18周岁的公民,可能是外国人,可能是精神病患者,可能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如果他认为他不是这四类人,他应该是选民,那么他可以作为选民名单案件,首先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案件,选民名单当中已经列举了这42名下岗女工的名字,已经不属于选民名单案件,而是属于其他的选举的纠纷。而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里边只规定了选民名单这一类选举纠纷,所以普通法院不予受理。那么在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同时又没有其他的途径提供救济,那么他的选举权就会形同虚设。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公民的一系列权利,首先有必要去建立相应的宪法救济制度,而且这种必要性非常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完善,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的加强,这种建立宪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

  问题是在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宪法救济制度?我们是学习英美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来提供宪法救济,还是学习大陆法系国家专门成立一个宪法法院来提供宪法救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国家大体上处于大陆法系国家,我们的法院对宪法没有解释权。我们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在我们国家有权解释宪法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授权其他国家机关来解释宪法。我们知道在法理上规定就是限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来解释宪法,实际上就是限制了其他国家机关来解释宪法,那么宪法当中并没有授权法院来解释宪法。

  另外我们国家不是属于英美法系国家,所以法院的判决也不能变成判例,法院并没有先例约束原则。由于我们的法院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所以法院如果要去使用宪法,来判断法律文件是不是符合宪法。显然对法院来说,要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甚至于说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在1982年宪法当中就规定了公民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通过,1995年1月1号生效。在1995年1月1号以前我们的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为,侵害了公民的权利造成了损害,这一些纠纷如果要进入普通诉讼,由法院来审查的话,虽然宪法第41条规定了公民有取得赔偿的权利,那么法院对宪法没有解释权,它如何来判断在特定的情形下,国家机关应该赔偿还是不应该赔偿,赔偿的范围有多大,如何进行计算,赔偿的程序如何?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国家赔偿法,法院无法依据宪法第41条关于公民有依法取得赔偿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定,来对一个具体的纠纷做出一个判断。所以在我们国家由普通法院依据宪法来判断法律文件提供宪法救济,由普通法院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公民认为一个公共权利行为,侵犯了他的宪法的所确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法院直接根据宪法来进行判断,某一个具体的公共权利行为是不是符合宪法,应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换句话说,法院在司法过程当中,直接去适用宪法来判案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于说可能是做不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成立一个宪法法院,我们知道宪法法院的成立,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且互相制约,由立法机关来依据宪法进行审查,不可行,容易形成自我监督。由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因为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那么由它来进行审查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普通法院来进行审查,又不具备条件,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成立一个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作为一个宪法保障机关,既来保障宪法实施,同时也给公民提供宪法救济。那么在我们国家能不能设立一个宪法法院呢?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我们有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权力机关当中,有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们需要保障权力机关的地位,需要保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所以成立一个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来对其他法律文件进行审查,来解释宪法,可能影响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可能影响到权力机关的地位。所以在我们国家设立一个宪法法院,在目前阶段应该说也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的宪法里边,关于公民的宪法救济,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体制或者原则,根据我们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那么从这个规定当中可以引申出来,如果某一个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文件,或者某一个国家机关所进行的一个行为,违反了宪法,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宪法来进行审查。认为这个法律文件违反宪法,有权予以撤销或者改变,如果认为某个具体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有权予以确认无效。那么根据宪法的规定我们是确立了这样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与我们民主集中制的人民大会制是一致的,是符合我们这种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的。当然我们的宪法当中这个规定非常简单,非常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在2000年所通过的里面,根据宪法这样一个规定,将宪法救济的具体的途径相对来讲具体化,规定了一个具体的程序。2000年全国人大所通过的《立法法》里面,第90条和第91条规定了某一个方面的程序,也就是说,当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违反了宪法,那么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一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或者公民个人如果认为某一个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或者规章,违反了宪法,那么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这是《立法法》当中为公民的宪法权利的救济,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保障。我们刚才讲了宪法救济有两个方面的必要,一个是法律文件违反宪法,那么提供宪法救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政府的一个具体行为,违反了宪法。那么从立法法规定来看,已经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宪法救济,比如说我们在诉讼当中,如果当事人认为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某一个法律文件违反宪法,就可以向法院提出该法律文件违反了宪法,要求法院进行诉讼终止,由法院将这个问题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进行审查,或者肯定这个法律文件的效力,或者废除这个法律文件的效力,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来废除了本来应该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法律文件,那么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获得了救济。

  我们刚才讲到,2000年《立法法》里通过了这样一个途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社会当中目前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保障自己的宪法权利的没有一例,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立法法所确认的程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操作性仍然不够。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社会成员在当他认为规范性法律文件违反宪法,侵害了他的宪法权利的时候,不善于运用法律已有的所提供的那么这样一些救济手段,来有利地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和自由。

  我们的宪法救济当中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必要,就是当没有法律文件,而只具有具体行为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行为不服,我们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那么我们将这些行为起诉到什么地方去,这就相应的有一个救济。我们刚才讲了立法法当中仅仅规定的是法律文件违反宪法,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那么某一个具体行为它违反宪法,能不能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呢,我们的立法法当中没有规定,因为它是立法法,它只解决一个立法,对立法权的行使的控制问题,所以我们有赖于制定其他的法律来进行完善。比如说制定《监督法》,那么现在正在起草一个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监督法》,《监督法》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宪法监督。那么在宪法监督这一部分,既要对规范性文件的违宪的监督,也要对具体行为是否违宪的监督。所以我们习惯在监督法当中,增加关于政府的某个具体行为,它违反了宪法的情况下,那么它的救济的手段,那么在我们国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宪法当中确立了宪法救济的基本原则,而由立法法对宪法救济的一个途径具体完善。

  那么对另外一个途径,《立法法》当中,由于受立法法所调的对象限制,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有必要通过监督法来具体完善。在我们国家宪法救济当中,我希望特别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刚才讲到,法律、法规、规章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是符合宪法的,为公民提供了法律救济,相应地就提供了宪法救济。所以我们的实践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在这个事件一旦发生以后,就把这个事件上升到宪法问题。在实践当中发生一个事件,首先我们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法律问题来看待,我们从法律范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这个问题在法律范畴里边解决不了了,所谓解决不了,那就是解决的依据存在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去启动宪法救济,而并不是在实践当中一旦发生一个小小的纠纷,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宪法问题,需要启动宪法救济。所以宪法救济当中一个基本的原则叫穷尽法律救济,一个公民当他认为他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先穷尽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已经穷尽完了,这个时候才启动宪法救济。比如说在去年在四川,四川大学法学院又发生了一个案件,四川大学法学院的一些学生到峨嵋山去旅游,他们购买的是全票,而在购票的地方写着,峨嵋山市的大学生,购票的时候只需要半票。那么成都的这些大学生不服,认为都是大学生,为什么成都大学生是全票,为什么峨嵋山的大学生是半票,这样一个票价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都是学生,都是大学生,都是四川的大学生,为什么一个是全票,一个是半票。那么四川大学法学院的这些学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去确认这个规定是违反宪法的。那我们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的基本的思维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售票,票价问题我们首先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法律问题,峨嵋山风景区的票价的规定,首先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不是违反了峨嵋山市旅游局的规定,进一步我们再看一下它是不是违反了四川省的规定,我们再看一下它是不是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我们再给它看一下,是不是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最后我们才认为,如果在法律范畴里面,解决不了,最后才把它看成是一个需要依据宪法来予以判断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实践当中发生一个问题,一个很小的问题,那么论者马上就指出认为这是个宪法问题。我们说首先必须看它是法律问题,然后再看是不是个宪法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就业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关于平等问题,我们刚才举了是身高歧视,我们实践当中还有其他的歧视,除了身高歧视,性别歧视,相貌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歧视,也就是说,在没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设定这些条件就构成了歧视。那么这些歧视是不是直接就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呢?我们说首先它是一个是不是违反《劳动法》里的平等就业权问题,如果在劳动法的范畴里边,解决不了,然后才可能上升到宪法当中的平等权问题。所以并不是社会实践当中发生任何一个事件,马上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只有当法律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是一个宪法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这个社会也要积极考虑到在社会实践当中,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宪法救济,法律文件完全是有可能违反宪法的。就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二十周年大会上所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违宪现象时有发生,需要研究违宪现象。那就说明我们有一些法律文件,可能是违反宪法的,但是由于缺乏比较完备的监督机制或者救济手段,救济途径,使得这些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依然有效,既损害了统一的宪法秩序的形成,更主要的它侵犯了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使得宪法当中的这些规定可能形同虚设,可能会导致形成这种危险,进而使人们对宪法失去信心,宪法的权威性和尊严无法确立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应该有这样一种迫切性,就是在社会实践当中,违反宪法的现象是存在的,我们需要为了使得宪法的规定能够真正得到有效的实施,使得宪法当中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真正在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得到实现的,那么就必须要建立相应的宪法救济制度,来使得公民在认为他的宪法权利,无论是在法律文件侵犯他的宪法权利的时候,还是政府的某个具体行为,侵犯他的宪法权利的时候,都有一个有效的保障机制。那我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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